第九十九章
中国是茶树的故乡,中国是野生茶树发现最早、最多的国家。
茶,始于神农时代,与中华文化相伴已走过数千年的历史长河;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,糅合了儒、道、佛诸派思想,独成一体,历久弥新,生生不息。
中国茶为地球人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中国茶茶祖是神农,神农也是世界茶的茶祖。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,增进健康,增进快乐,增进身心和谐,为健康理念和禅茶文化增添了无限魅力。
中国何时开始饮茶,人人言殊,莫衷一是。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,而盛行于唐。唐以前饮茶,陆羽《茶经》卷下《六茶之饮》概为言之,谓: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氏,闻于鲁周公,齐有晏婴,汉有扬雄、司马相如,吴有韦曜,晋有刘琨、张载、远祖纳、谢安、左思之徒,皆饮焉。”但多非史实。纵是史实,非加申述,亦不易明。《茶经》云:神农《食经》“茶茗久服,有力悦志”(刘源长《茶史》卷一)。陆羽《茶经》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,然《食经》为伪书,尽人皆知,不足为据。
《尔雅》有“苦荼”之句,世以《尔雅》为周公时作品,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,不知《尔雅》非作于周公。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。
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谓“晏子相齐,衣十升之布,食脱粟之食,五卵、苔菜而已”,以为饮茶(即茗)始于春秋时代。然《晏子春秋》亦非齐晏婴所作,根本难以成立。且万蔚亭辑《困学纪闻集证》卷八下云:“(槐按)今本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作三弋五卯苔菜,考《御览》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,载人茗事中……”虽作茗,然既言茗茶,恐非茗饮之茗。
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。世又以诗之“谁为茶苦”,为饮茶之证,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,非“荼苦”之茶,不能张冠李戴。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,故《周礼·天官·家宰第一》言浆人供王之六饮,一曰水,二日浆,三曰醴,四曰凉,五曰医,六曰酉①。尚未见饮茶。
自汉以后,饮茶之记载,时有所闻,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,率以七升为限,韦曜不过两升,或为裁减,或赐茶茗以当酒(《三国志·吴志·韦曜传》),以时茶茗,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,不然,宴会中,何以有茶?晋张华尝谓“饮真茶,令人少眠”(张华《博物志》),是晋亦有饮茶之风,所以茶茗之起,由来已久,宋裴汉《茶述》谓:“茶起于东晋,盛于今朝(宋朝)。”固误。
《洛阳伽蓝记》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,尤误。所谓饮茶之风,开始于汉魏则可,盛行于汉魏则不可,因南北朝时,此风尚未普遍,何论于汉魏,关此《茶史杂录》引逸事两则如下:
齐王萧初入魏,不食羊肉酥浆,常饭鲜鱼羹,渴饮茗汁,京师士子,见萧一饮一斗,号为漏卮,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,高祖怪问之,对日,羊是陆畜之宗,鱼是水族之长,所好不同,并各称珍……唯茗不中,与酪作奴,高祖大笑,因号茗饮为酪奴,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:“……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(即鱼)亦有酪奴。”
萧正德归降时,元义欲为设茗,先问卿于水厄多少,正德不晓其意,答日:下官生于水乡,立身以来,未遭阳侯之难,坐客大笑。
由前之说,北朝后魏京师士子,见齐王萧饮茶,引为怪异,号为漏卮;由后之说,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,则一为少见多怪,一非家常用品,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,不然,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,此时饮茶,恐限于某地,行于某阶级,实非普及民众,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。而饮茶风气之兴,始于唐代。唐代民众喝茶成癖。东坡诗云:“周诗记苦荼,茗饮出这世。”乃以今之茶为荼。自唐以来,茶以清头目,上下好之,庶民日饮数碗,确成风矣。
。
饮茶盖起于汉人,尤其是南方汉人,北人饮之,殆在其后,外蕃有此物,尤为晚焉。前引《封氏闻见记》谓“南人好饮之,北人初不多饮”,可为南北嗜好先后不同之证,因而外蕃饮茶,必在北人之后。同书又谓:“(饮茶)……始自中地,流于塞外。往年回鹘入朝,大驱名马市茶而归,亦足怪焉。”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,不始于宋,实始于唐,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,开始于唐。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。
《宋史·职官志》云:“(宋哲宗)元符末,程元邵言,戎俗食肉饮酪,故茶而病于难得,专以蜀易上乘。”
《明史·食货志》谓:“蕃人嗜乳酪,不得茶,则困以病,故唐、宋以来,行以茶易马法,用制羌、戎。”与此正同。而陆游《南唐书》提及:契丹虽通商南唐,徒持虚辞,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。确系实情。北蕃好食肉,必饮茶,因茶可清肉之浓味。今蒙古人好饮茶,可为例证,不饮茶,多困于病,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。唐宋者名之团茶,蕃人尤嗜之,常以重价买之,宋张舜民《画漫录》云:“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,曰:‘盖载些小团茶乎。’子容曰:‘此乃上供之物。’俦敢与北人,未几有贵公子使辽,广贮团茶,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,非小团不贵也,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。”
似此唐代之回鹊,宋代之契丹,以至夏金国之藏古,食肉饮酪之民,亦莫不好茶。故至明代,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,皆以茶马为羁摩。
明代对于茶之贸易,虽不行专制,但禁止私茶出境,犯者斩,并立茶马司,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。同时,又于产茶之地,十株取一,无主茶树,十分取八,其对于茶之需要,可为尽心而为之,而要不外为“制服西戎之术”。由此可知,中国茶叶传于外蕃,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,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,或需要外蕃马,不得不投其所好,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。故茶自唐课税之后,对内既为国库所关,对外复为安危所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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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,始于神农时代,与中华文化相伴已走过数千年的历史长河;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,糅合了儒、道、佛诸派思想,独成一体,历久弥新,生生不息。
中国茶为地球人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中国茶茶祖是神农,神农也是世界茶的茶祖。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,增进健康,增进快乐,增进身心和谐,为健康理念和禅茶文化增添了无限魅力。
中国何时开始饮茶,人人言殊,莫衷一是。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,而盛行于唐。唐以前饮茶,陆羽《茶经》卷下《六茶之饮》概为言之,谓: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氏,闻于鲁周公,齐有晏婴,汉有扬雄、司马相如,吴有韦曜,晋有刘琨、张载、远祖纳、谢安、左思之徒,皆饮焉。”但多非史实。纵是史实,非加申述,亦不易明。《茶经》云:神农《食经》“茶茗久服,有力悦志”(刘源长《茶史》卷一)。陆羽《茶经》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,然《食经》为伪书,尽人皆知,不足为据。
《尔雅》有“苦荼”之句,世以《尔雅》为周公时作品,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,不知《尔雅》非作于周公。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。
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谓“晏子相齐,衣十升之布,食脱粟之食,五卵、苔菜而已”,以为饮茶(即茗)始于春秋时代。然《晏子春秋》亦非齐晏婴所作,根本难以成立。且万蔚亭辑《困学纪闻集证》卷八下云:“(槐按)今本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作三弋五卯苔菜,考《御览》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,载人茗事中……”虽作茗,然既言茗茶,恐非茗饮之茗。
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。世又以诗之“谁为茶苦”,为饮茶之证,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,非“荼苦”之茶,不能张冠李戴。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,故《周礼·天官·家宰第一》言浆人供王之六饮,一曰水,二日浆,三曰醴,四曰凉,五曰医,六曰酉①。尚未见饮茶。
自汉以后,饮茶之记载,时有所闻,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,率以七升为限,韦曜不过两升,或为裁减,或赐茶茗以当酒(《三国志·吴志·韦曜传》),以时茶茗,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,不然,宴会中,何以有茶?晋张华尝谓“饮真茶,令人少眠”(张华《博物志》),是晋亦有饮茶之风,所以茶茗之起,由来已久,宋裴汉《茶述》谓:“茶起于东晋,盛于今朝(宋朝)。”固误。
《洛阳伽蓝记》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,尤误。所谓饮茶之风,开始于汉魏则可,盛行于汉魏则不可,因南北朝时,此风尚未普遍,何论于汉魏,关此《茶史杂录》引逸事两则如下:
齐王萧初入魏,不食羊肉酥浆,常饭鲜鱼羹,渴饮茗汁,京师士子,见萧一饮一斗,号为漏卮,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,高祖怪问之,对日,羊是陆畜之宗,鱼是水族之长,所好不同,并各称珍……唯茗不中,与酪作奴,高祖大笑,因号茗饮为酪奴,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:“……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(即鱼)亦有酪奴。”
萧正德归降时,元义欲为设茗,先问卿于水厄多少,正德不晓其意,答日:下官生于水乡,立身以来,未遭阳侯之难,坐客大笑。
由前之说,北朝后魏京师士子,见齐王萧饮茶,引为怪异,号为漏卮;由后之说,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,则一为少见多怪,一非家常用品,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,不然,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,此时饮茶,恐限于某地,行于某阶级,实非普及民众,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。而饮茶风气之兴,始于唐代。唐代民众喝茶成癖。东坡诗云:“周诗记苦荼,茗饮出这世。”乃以今之茶为荼。自唐以来,茶以清头目,上下好之,庶民日饮数碗,确成风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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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茶盖起于汉人,尤其是南方汉人,北人饮之,殆在其后,外蕃有此物,尤为晚焉。前引《封氏闻见记》谓“南人好饮之,北人初不多饮”,可为南北嗜好先后不同之证,因而外蕃饮茶,必在北人之后。同书又谓:“(饮茶)……始自中地,流于塞外。往年回鹘入朝,大驱名马市茶而归,亦足怪焉。”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,不始于宋,实始于唐,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,开始于唐。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。
《宋史·职官志》云:“(宋哲宗)元符末,程元邵言,戎俗食肉饮酪,故茶而病于难得,专以蜀易上乘。”
《明史·食货志》谓:“蕃人嗜乳酪,不得茶,则困以病,故唐、宋以来,行以茶易马法,用制羌、戎。”与此正同。而陆游《南唐书》提及:契丹虽通商南唐,徒持虚辞,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。确系实情。北蕃好食肉,必饮茶,因茶可清肉之浓味。今蒙古人好饮茶,可为例证,不饮茶,多困于病,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。唐宋者名之团茶,蕃人尤嗜之,常以重价买之,宋张舜民《画漫录》云:“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,曰:‘盖载些小团茶乎。’子容曰:‘此乃上供之物。’俦敢与北人,未几有贵公子使辽,广贮团茶,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,非小团不贵也,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。”
似此唐代之回鹊,宋代之契丹,以至夏金国之藏古,食肉饮酪之民,亦莫不好茶。故至明代,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,皆以茶马为羁摩。
明代对于茶之贸易,虽不行专制,但禁止私茶出境,犯者斩,并立茶马司,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。同时,又于产茶之地,十株取一,无主茶树,十分取八,其对于茶之需要,可为尽心而为之,而要不外为“制服西戎之术”。由此可知,中国茶叶传于外蕃,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,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,或需要外蕃马,不得不投其所好,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。故茶自唐课税之后,对内既为国库所关,对外复为安危所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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