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43章 减免
第743章减免
大汉迁都长安,与曹魏迁都邺城相比,其之间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。曹魏的邺城,有曹操时期遗留下来的魏王宫殿。而长安从东汉起,少有修缮,城门宫殿坍塌,又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,早不复往昔的壮丽。
今大汉欲迁都长安,巴蜀士人便常以此言语来劝谏刘禅或堵塞其他提议迁都的官吏。
然而这些对刘禅来说,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。巴蜀士人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,其中欲复兴大汉的人本身不少,许多巴地的官吏也不愿与蜀人混在一起,他们自己也有互相交流的圈子。
自诸葛亮去世后,刘禅平定荆交二州,以孙权为御,自身的威望在国内也达到了高点,话语权只高不低。而且对于迁都,除了部分的蜀人官吏外,凉州、陇右、关中、荆州的人都乐于见到都城迁往长安。
可以说迁都长安对蜀汉而言,其意见不同不是大事。其难点在于迁都上的规划以及如何迁都等一系列的问题上,因此大汉还需安排专门人手处理迁都的事务,如派遣关兴过去便是让其打打前站,看能否解决大汉在迁都上的疑难问题。
大汉迁都长安的问题,无非有三大点。
其一,关中仍未恢复生机,长安人口不多,迁都过去,其人口从而何来,便是一个问题;其二,城池荒废,宫殿破损,如何安置大汉皇室以及文武百官,亦是一个问题;其三,成都前往长安其路途上千里,蜀道崎岖难行,其数万人乃至十余万人的调度如何解决,也是一个大问题。
敲定迁都安排后,刘禅示意朝议继续。
“臣御史大夫董允,有事上奏。”
“准!”
御史大夫董允手持笏板,神情肃然地拱手说道:“臣奉陛下之诏,核查郡县隐藏户口、豪强不法之事,今有所得,特以上报……”
自三月刘禅下令核查各州郡县的户口问题,董允派出诸多属官前往西北地方上巡查情况,自己从尚书台以及州上调来案牍文件,追查数年前的上计问题。
花费长达近半年的核查后,董允根据属官的调查情况,以及地方上官吏的举报,渐渐发现了地方上的猫腻。董允发现西北地区有官吏渎职,对每岁的上计敷衍了事,且对于收受豪强的贿赂,甚至少数地方对早期大汉推行下去的限名田制置若寡闻。
其陇西郡县长庞盛四年以来的上计资料,根据以往的数据修改而来,荒废理政,问其户籍人数丁男、丁女等详细数据,知之甚少。
南安郡太守钟彬虽勤于治政,却与地方上豪强勾结。其在任三年间,收受大量贿赂,为其子置田宅,或购买牧场、果林致富。替豪强令狐氏隐藏户口,舞弊让令狐氏子弟入官。
之所以能发现钟彬腐败,还多依仗郡功曹东里雄向御史台属官暗中举报,这才能让御史台轻松地挖出钟彬不法证据。
在御史台发起的大规模调查之中,秦、凉二州之中有一位郡太守及五名县长被查出或大或小的不法事,皆被董允一一弹劾。其下属官吏罪责,早就以科律论处。
刘禅翻阅着董允递上来的奏疏,没有着急回复,而是目光落到司隶校尉马良身上,问道:“巴蜀地区严查情况如何?”
马良闻声而动,出列拱手答道:“启禀陛下,巴蜀久在京畿周围,太守多为奉法,与地方豪强违法乱纪者,多是县长。蜀中违法官吏,皆已被臣逮捕,下至监狱……。”
说着,马良瞥了眼杜琼,说道:“且不法氏族也已被逮捕,不论其背景如何。”
马良手握持节,麾下又有一千五百名的吏卒,凡事地方上查出隐户口以及兼并土地的案件,直接带兵上门去抓。不管其背景如何,不论其出身如何。其中就有抓到蜀郡杜氏杜琼的旁支杜岳,杜岳依仗太常杜琼的名声,狐假虎威,行违法乱纪之事。
马良上门时,他还试图让部曲、宾客抵抗,直接被马良带来的吏卒当场擒获,扔到监狱里,等秋后问斩。
其家眷需发配陇右时,杜琼念及族人之情,还准备救下,准备被马良当场怼了一顿,责问杜琼是否也隐藏户籍,是否与杜岳同流合污。杜琼不敢阻抗,硬着头皮敷衍几句,带着人便走了。
经过马良雷厉风行的大整治后,蜀中豪强为之胆颤,再次回想起诸葛亮执政时期,皆不敢行不法之事。在各级郡县长官的协作下,蜀中风气大为改善,往日在册百姓皆重归档案。
雷霆手段之下,亦有大汉的恩抚。在费祎的主持下,费诗及蜀中郡守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的劝说下,脱漏军籍的数千名士卒重回军籍,免其无罪,只惩处罪重之人,安定了人心。
刘禅合上马良、董允所上的奏疏,叹了口气,说道:“自朕继位以来,多是爱民,没想到至今仍有此种之事发生,实令朕痛心啊!”
刘禅倒不是对吏治出现问题而难受,毕竟吏治的问题永远无法根除。其痛心之处在于部分百姓愿意入豪强、士族之下为宾客、佃户,却不愿在汉为民而感到难受。
虽然有豪强兼并土地的推动,但其归根到底,还是因为这些年频发的战事,导致大汉徭役以及赋税过重,百姓耕种时间减少,而赋税不减,这让贫穷的百姓不得不躲避赋税及徭役。
见状,蒋琬宽慰说道:“陛下仁以爱民,巴蜀百姓亦乃知之。然战事繁重,于农不利,百姓离散,隐没户籍,实属正常。若是赋税减轻,少发徭役,行名田之制,百姓自当安居。”
实如蒋琬所言,大汉虽减少赋税,但亦不过比魏吴好些,但与安定时期相比,还是颇重。还需减免赋税以及少发徭役。
如人头税即口赋,两汉和平年间,钱出二十,从七岁起征收。汉武帝时期,因对匈奴战事,缺少支出,七岁降到三岁征收,且在二十钱的基础上,多征收三钱,作为军马粮刍的费用。
到了汉末时期,口赋从一岁开始起征收,百姓多不敢申报家中子嗣,因此战乱时期每户的人口在减少。对此三国政府也采取了统一的政策,即用户税取代个人的人头税,来降低在册人口的减少所带来的影响。
大汉数年前推行限名田制亦是如此,实施户调,辅之田租。同时为繁衍人口,大汉降低或免去未成年少男少女的部分田税。但根本上只是降低了些许的赋税,就如同后世万元房价,减少了几百元或千元一样,没有质上的变化。
不过总的来说,相比之前大汉是有进步的。接下来等到荆、湘、交三州安定之后,三州赋税上交,田租入库,大汉或许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减轻对国内百姓的压榨,赋税减少之后,对于巴蜀以及西北地区上的经济以及人口恢复多有裨益。
沉吟少许,刘禅看向蒋琬,问道:“尚书令,今后数年,国不举兵,以修养生机为上。是故朕欲减免赋税,滋生人口,让百姓得一旦夕之安乐,何如?”
蒋琬听出了刘禅的意思,拱手答道:“陛下心怀百姓,臣当遵之。”
刘禅这几年不动兵,减少赋税,乃是从根本上为大汉考虑。从攻略河东失败,大汉连续三、四年发十万规模的大军远征,不仅耗尽了过往积蓄,也使得国内百姓穷困,或让贫穷百姓逃避赋税、徭役。
再这么打下去,基本会伤了大汉的筋骨。积蓄几年,百姓有余粮,国有存粮,再发动战争,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。
至于休养生息的时间,刘禅心里也有谱,就是之前和邓艾所言,少则三年,多则五年。三到五年可非刘禅拍脑袋而来,按照农业时代的定律,如《盐铁论》所言:“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蓄,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。”
也就是说百姓三年正常的耕种,能有一年积累下来的口粮,这些口粮用于防范突如其来的灾难或是人祸。
当大汉积蓄三年出兵,也就意味着百姓手上有了盈余的粮草,即便因战事,荒废了耕种,田亩歉收了些许,不至于导致百姓穷困,从而发生躲避赋税的事情。这样也不会导致出现在册人口或户数的减少,不从根本上损伤大汉。
刘禅微微颔首,说道:“既然如此,减免赋税之议交由蒋卿草拟,尽快布之于天下,以让百姓知我大汉恩典。”
“诺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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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汉迁都长安,与曹魏迁都邺城相比,其之间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。曹魏的邺城,有曹操时期遗留下来的魏王宫殿。而长安从东汉起,少有修缮,城门宫殿坍塌,又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,早不复往昔的壮丽。
今大汉欲迁都长安,巴蜀士人便常以此言语来劝谏刘禅或堵塞其他提议迁都的官吏。
然而这些对刘禅来说,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。巴蜀士人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,其中欲复兴大汉的人本身不少,许多巴地的官吏也不愿与蜀人混在一起,他们自己也有互相交流的圈子。
自诸葛亮去世后,刘禅平定荆交二州,以孙权为御,自身的威望在国内也达到了高点,话语权只高不低。而且对于迁都,除了部分的蜀人官吏外,凉州、陇右、关中、荆州的人都乐于见到都城迁往长安。
可以说迁都长安对蜀汉而言,其意见不同不是大事。其难点在于迁都上的规划以及如何迁都等一系列的问题上,因此大汉还需安排专门人手处理迁都的事务,如派遣关兴过去便是让其打打前站,看能否解决大汉在迁都上的疑难问题。
大汉迁都长安的问题,无非有三大点。
其一,关中仍未恢复生机,长安人口不多,迁都过去,其人口从而何来,便是一个问题;其二,城池荒废,宫殿破损,如何安置大汉皇室以及文武百官,亦是一个问题;其三,成都前往长安其路途上千里,蜀道崎岖难行,其数万人乃至十余万人的调度如何解决,也是一个大问题。
敲定迁都安排后,刘禅示意朝议继续。
“臣御史大夫董允,有事上奏。”
“准!”
御史大夫董允手持笏板,神情肃然地拱手说道:“臣奉陛下之诏,核查郡县隐藏户口、豪强不法之事,今有所得,特以上报……”
自三月刘禅下令核查各州郡县的户口问题,董允派出诸多属官前往西北地方上巡查情况,自己从尚书台以及州上调来案牍文件,追查数年前的上计问题。
花费长达近半年的核查后,董允根据属官的调查情况,以及地方上官吏的举报,渐渐发现了地方上的猫腻。董允发现西北地区有官吏渎职,对每岁的上计敷衍了事,且对于收受豪强的贿赂,甚至少数地方对早期大汉推行下去的限名田制置若寡闻。
其陇西郡县长庞盛四年以来的上计资料,根据以往的数据修改而来,荒废理政,问其户籍人数丁男、丁女等详细数据,知之甚少。
南安郡太守钟彬虽勤于治政,却与地方上豪强勾结。其在任三年间,收受大量贿赂,为其子置田宅,或购买牧场、果林致富。替豪强令狐氏隐藏户口,舞弊让令狐氏子弟入官。
之所以能发现钟彬腐败,还多依仗郡功曹东里雄向御史台属官暗中举报,这才能让御史台轻松地挖出钟彬不法证据。
在御史台发起的大规模调查之中,秦、凉二州之中有一位郡太守及五名县长被查出或大或小的不法事,皆被董允一一弹劾。其下属官吏罪责,早就以科律论处。
刘禅翻阅着董允递上来的奏疏,没有着急回复,而是目光落到司隶校尉马良身上,问道:“巴蜀地区严查情况如何?”
马良闻声而动,出列拱手答道:“启禀陛下,巴蜀久在京畿周围,太守多为奉法,与地方豪强违法乱纪者,多是县长。蜀中违法官吏,皆已被臣逮捕,下至监狱……。”
说着,马良瞥了眼杜琼,说道:“且不法氏族也已被逮捕,不论其背景如何。”
马良手握持节,麾下又有一千五百名的吏卒,凡事地方上查出隐户口以及兼并土地的案件,直接带兵上门去抓。不管其背景如何,不论其出身如何。其中就有抓到蜀郡杜氏杜琼的旁支杜岳,杜岳依仗太常杜琼的名声,狐假虎威,行违法乱纪之事。
马良上门时,他还试图让部曲、宾客抵抗,直接被马良带来的吏卒当场擒获,扔到监狱里,等秋后问斩。
其家眷需发配陇右时,杜琼念及族人之情,还准备救下,准备被马良当场怼了一顿,责问杜琼是否也隐藏户籍,是否与杜岳同流合污。杜琼不敢阻抗,硬着头皮敷衍几句,带着人便走了。
经过马良雷厉风行的大整治后,蜀中豪强为之胆颤,再次回想起诸葛亮执政时期,皆不敢行不法之事。在各级郡县长官的协作下,蜀中风气大为改善,往日在册百姓皆重归档案。
雷霆手段之下,亦有大汉的恩抚。在费祎的主持下,费诗及蜀中郡守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的劝说下,脱漏军籍的数千名士卒重回军籍,免其无罪,只惩处罪重之人,安定了人心。
刘禅合上马良、董允所上的奏疏,叹了口气,说道:“自朕继位以来,多是爱民,没想到至今仍有此种之事发生,实令朕痛心啊!”
刘禅倒不是对吏治出现问题而难受,毕竟吏治的问题永远无法根除。其痛心之处在于部分百姓愿意入豪强、士族之下为宾客、佃户,却不愿在汉为民而感到难受。
虽然有豪强兼并土地的推动,但其归根到底,还是因为这些年频发的战事,导致大汉徭役以及赋税过重,百姓耕种时间减少,而赋税不减,这让贫穷的百姓不得不躲避赋税及徭役。
见状,蒋琬宽慰说道:“陛下仁以爱民,巴蜀百姓亦乃知之。然战事繁重,于农不利,百姓离散,隐没户籍,实属正常。若是赋税减轻,少发徭役,行名田之制,百姓自当安居。”
实如蒋琬所言,大汉虽减少赋税,但亦不过比魏吴好些,但与安定时期相比,还是颇重。还需减免赋税以及少发徭役。
如人头税即口赋,两汉和平年间,钱出二十,从七岁起征收。汉武帝时期,因对匈奴战事,缺少支出,七岁降到三岁征收,且在二十钱的基础上,多征收三钱,作为军马粮刍的费用。
到了汉末时期,口赋从一岁开始起征收,百姓多不敢申报家中子嗣,因此战乱时期每户的人口在减少。对此三国政府也采取了统一的政策,即用户税取代个人的人头税,来降低在册人口的减少所带来的影响。
大汉数年前推行限名田制亦是如此,实施户调,辅之田租。同时为繁衍人口,大汉降低或免去未成年少男少女的部分田税。但根本上只是降低了些许的赋税,就如同后世万元房价,减少了几百元或千元一样,没有质上的变化。
不过总的来说,相比之前大汉是有进步的。接下来等到荆、湘、交三州安定之后,三州赋税上交,田租入库,大汉或许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减轻对国内百姓的压榨,赋税减少之后,对于巴蜀以及西北地区上的经济以及人口恢复多有裨益。
沉吟少许,刘禅看向蒋琬,问道:“尚书令,今后数年,国不举兵,以修养生机为上。是故朕欲减免赋税,滋生人口,让百姓得一旦夕之安乐,何如?”
蒋琬听出了刘禅的意思,拱手答道:“陛下心怀百姓,臣当遵之。”
刘禅这几年不动兵,减少赋税,乃是从根本上为大汉考虑。从攻略河东失败,大汉连续三、四年发十万规模的大军远征,不仅耗尽了过往积蓄,也使得国内百姓穷困,或让贫穷百姓逃避赋税、徭役。
再这么打下去,基本会伤了大汉的筋骨。积蓄几年,百姓有余粮,国有存粮,再发动战争,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。
至于休养生息的时间,刘禅心里也有谱,就是之前和邓艾所言,少则三年,多则五年。三到五年可非刘禅拍脑袋而来,按照农业时代的定律,如《盐铁论》所言:“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蓄,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。”
也就是说百姓三年正常的耕种,能有一年积累下来的口粮,这些口粮用于防范突如其来的灾难或是人祸。
当大汉积蓄三年出兵,也就意味着百姓手上有了盈余的粮草,即便因战事,荒废了耕种,田亩歉收了些许,不至于导致百姓穷困,从而发生躲避赋税的事情。这样也不会导致出现在册人口或户数的减少,不从根本上损伤大汉。
刘禅微微颔首,说道:“既然如此,减免赋税之议交由蒋卿草拟,尽快布之于天下,以让百姓知我大汉恩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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