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7.第二十七颗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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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赵泉泉吃撑了没事干,一边在床上蹬腿,一边挨个找人聊天。
“吕艺,你爸妈是干啥的?”
“银行里上班的。”
“父母都是吗?”
“都是。”
“是高管吗?还是负责贷款这一块儿的?听说搞贷款的都有很多油水可捞。”
吕艺笑了笑,没说话。
蹬腿的人翻了个身,换了条腿,也换了个聊天对象。
“苏洋,你爸妈是干嘛的?”
苏洋的回答也一如既往符合人设,“你管那么多干嘛?调查户口?”
赵泉泉撇嘴,“人家关心关心你嘛。”
“开公司的,行了吧,长官?”
“什么公司?”
“正经公司。”
“我是问你他们公司卖什么东西的?”
“狗皮膏药。”
吕艺和路知意都笑出了声。
赵泉泉嘀咕几句,又把话题转向路知意。
“知意,那你爸妈是干什么的呀?”话音刚落,她又立马记起来了,“哦,对,上次你说过了,你爸爸是村支书,你妈妈在卫生站工作。”
路知意不笑了,嗯了一声。
赵泉泉说:“怎么没看你爸妈平时打电话给你啊?”
“他们……工作忙。”
“工作忙也不能够一个电话都不打吧?”
“打过,每周一两通。”路知意含糊道,“只是你没听到,我都去走廊上接的。”
像是为了证明什么,她说:“今晚吃日料的时候,我就出门接了个电话,我爸打来的。”
赵泉泉蹬腿蹬累了,喘着气问:“那还挺快的,一周打一次电话,一次就几分钟。”
路知意没吭声。
赵泉泉又问:“村支书到底干嘛的?和村长一个性质吗?平常都做些啥?”
一个又一个问题砸来,她支支吾吾含糊其辞,因为脑子里一片空白,竟也忘记其实她是可以拒绝回答的。她没那个本事,做不到谎言说得和真的一样。
可她能怎么办?
她躺在床上,只觉得手心都出汗了。
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谎的。
第一次赵泉泉问起她为什么独自来学校时,如果她不说父母忙就好了。如果没有那句话,就用不着说出父亲是村支书、母亲在卫生站这种鬼话来。
最终还是苏洋帮忙解围。
“你管人家村支书是干嘛的!跟你又没啥关系,怎么,你打算毕业去当村官啊?”
“喂喂,苏洋,你干嘛老对我那么凶?我关心室友也不行吗?”
“你那是关心还是多管闲事?”
“你——”
最终,赵泉泉忙着和苏洋拌嘴,再也没往下追问。
路知意松口气。
十一点,寝室终于熄灯。
窗帘没合上,从树梢上跃进来一缕白茫茫的月光,落在地上,落在床上,落在黑暗里不愿合上的眼睛里。
高一那年,语文老师布置作业,要全班写一篇八百字命题作文,题目是《我的父亲》。
路知意问路雨:“我该怎么办?”
路雨说:“没人规定作文得完全真实,创作这种事情嘛,真真假假,虚实结合就行。”
于是用了一整个下午,路知意写出洋洋洒洒八百字。
她语文一向不错,写作功底强,于是周一的班会课,老师让她上台朗诵这篇得了优的作文。
她站在台上,低头看着手里的作文本,念道:“我的父亲是一名村官,他在冷碛镇担任村支书一职——”
台下立马有了反应。
一个初中与她同班的男生忽然出声:“不对!你爸爸已经不是村支书了!”
班主任还没来得及阻止,男生已经一语道破真相。
“他现在是劳改犯!”
全班哄堂大笑起来。
劳改犯这个词语,在这群孩子们的生命里只以一种形式出现过——每当班里的男生剃了个近乎光头的板寸时,就会有调皮蛋开玩笑说:“XXX又剃了个劳改犯头!”
这个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残酷意味,成为了一个颇具喜剧色彩的词语。
可对于路知意来说,它一点也不好笑。
劳改犯三个字,意味着她的父亲在坐牢,在服刑,在接受来自命运最严苛的惩罚,在时刻忍受与至亲分离的苦痛。
后来呢?
后来,站在一众探寻的目光里,路知意把作文纸撕了。
班主任欲说点什么,收拾这烂摊子,可她赶在她上台之前开了口。
手里用力地攥着那把碎纸,嘴上轻描淡写,“我爸爸是个劳改犯,在坐牢,过失杀人罪。死的是我妈。”
“……”
就连班主任都忘了说话。
“他以前是村支书,老好人一个,冷碛镇家家户户出了事他都第一个赶到。修路他参与,报酬都分给村民。人家打架他出面,最后被误伤到头破血流的也是他。镇上有人借钱开养猪场,结果那年夏天猪链球菌爆发,没一头剩下,十万块,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,就那么笑着跟人说:不用还了。我妈说他是傻子,好人二字,大抵都和傻脱不了干系。”
“他当了半辈子村支书,人人都说村官油水多,可他一个子儿也没存下。家里的电视机用了七八年,坏了无数次,我妈要买新的,他一个人捣鼓半天,非说还能用,结果转眼就给镇上的孤寡老人买了台去。镇上的孩子偷了我妈过年腌的腊肉,那是我妈准备拿去市场卖的,我爸说小孩子,不碍事,谁吃了不是吃。他俩总吵架,吵了大半辈子。”
“我初一那年,他去山上监督工人修路,有人受伤进了医院,他赶回家拿钱给人垫着。结果回家的时候,家里多了个衣衫不整的男人,打了个照面,急匆匆跑了。我妈拉着他不让他追,他急了,猛地一推,我妈从二楼摔下去,头朝地,当场死亡。”
教室里鸦雀无声,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看着她。
路知意低头,摊开手,那堆碎纸被她手心的薄汗浸染,湿乎乎的。
她笑了笑,说:“我爸是个劳改犯,有人说他杀了我妈,心狠手辣。”
抬头,她环视一圈,平静地说:“可我知道,我爱他。”
《我的父亲》,这就是她的作文。
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,大抵也是人生里的最后一次。她带着报复心理,像是《基督山伯爵》里写的那样,完成了一场自我复仇。
寂静的教室里,就连三十来岁的班主任也怔在原地。
次日,她去镇上的理发店剪了一头板寸——众人口中的“劳改犯”发型。
镜子里,理发师手持剪刀,迟迟下不了手,再三询问:“……真的要剪?”
她言简意赅,“剪。”
细碎的发丝落了一地,镜子里终于...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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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赵泉泉吃撑了没事干,一边在床上蹬腿,一边挨个找人聊天。
“吕艺,你爸妈是干啥的?”
“银行里上班的。”
“父母都是吗?”
“都是。”
“是高管吗?还是负责贷款这一块儿的?听说搞贷款的都有很多油水可捞。”
吕艺笑了笑,没说话。
蹬腿的人翻了个身,换了条腿,也换了个聊天对象。
“苏洋,你爸妈是干嘛的?”
苏洋的回答也一如既往符合人设,“你管那么多干嘛?调查户口?”
赵泉泉撇嘴,“人家关心关心你嘛。”
“开公司的,行了吧,长官?”
“什么公司?”
“正经公司。”
“我是问你他们公司卖什么东西的?”
“狗皮膏药。”
吕艺和路知意都笑出了声。
赵泉泉嘀咕几句,又把话题转向路知意。
“知意,那你爸妈是干什么的呀?”话音刚落,她又立马记起来了,“哦,对,上次你说过了,你爸爸是村支书,你妈妈在卫生站工作。”
路知意不笑了,嗯了一声。
赵泉泉说:“怎么没看你爸妈平时打电话给你啊?”
“他们……工作忙。”
“工作忙也不能够一个电话都不打吧?”
“打过,每周一两通。”路知意含糊道,“只是你没听到,我都去走廊上接的。”
像是为了证明什么,她说:“今晚吃日料的时候,我就出门接了个电话,我爸打来的。”
赵泉泉蹬腿蹬累了,喘着气问:“那还挺快的,一周打一次电话,一次就几分钟。”
路知意没吭声。
赵泉泉又问:“村支书到底干嘛的?和村长一个性质吗?平常都做些啥?”
一个又一个问题砸来,她支支吾吾含糊其辞,因为脑子里一片空白,竟也忘记其实她是可以拒绝回答的。她没那个本事,做不到谎言说得和真的一样。
可她能怎么办?
她躺在床上,只觉得手心都出汗了。
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谎的。
第一次赵泉泉问起她为什么独自来学校时,如果她不说父母忙就好了。如果没有那句话,就用不着说出父亲是村支书、母亲在卫生站这种鬼话来。
最终还是苏洋帮忙解围。
“你管人家村支书是干嘛的!跟你又没啥关系,怎么,你打算毕业去当村官啊?”
“喂喂,苏洋,你干嘛老对我那么凶?我关心室友也不行吗?”
“你那是关心还是多管闲事?”
“你——”
最终,赵泉泉忙着和苏洋拌嘴,再也没往下追问。
路知意松口气。
十一点,寝室终于熄灯。
窗帘没合上,从树梢上跃进来一缕白茫茫的月光,落在地上,落在床上,落在黑暗里不愿合上的眼睛里。
高一那年,语文老师布置作业,要全班写一篇八百字命题作文,题目是《我的父亲》。
路知意问路雨:“我该怎么办?”
路雨说:“没人规定作文得完全真实,创作这种事情嘛,真真假假,虚实结合就行。”
于是用了一整个下午,路知意写出洋洋洒洒八百字。
她语文一向不错,写作功底强,于是周一的班会课,老师让她上台朗诵这篇得了优的作文。
她站在台上,低头看着手里的作文本,念道:“我的父亲是一名村官,他在冷碛镇担任村支书一职——”
台下立马有了反应。
一个初中与她同班的男生忽然出声:“不对!你爸爸已经不是村支书了!”
班主任还没来得及阻止,男生已经一语道破真相。
“他现在是劳改犯!”
全班哄堂大笑起来。
劳改犯这个词语,在这群孩子们的生命里只以一种形式出现过——每当班里的男生剃了个近乎光头的板寸时,就会有调皮蛋开玩笑说:“XXX又剃了个劳改犯头!”
这个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残酷意味,成为了一个颇具喜剧色彩的词语。
可对于路知意来说,它一点也不好笑。
劳改犯三个字,意味着她的父亲在坐牢,在服刑,在接受来自命运最严苛的惩罚,在时刻忍受与至亲分离的苦痛。
后来呢?
后来,站在一众探寻的目光里,路知意把作文纸撕了。
班主任欲说点什么,收拾这烂摊子,可她赶在她上台之前开了口。
手里用力地攥着那把碎纸,嘴上轻描淡写,“我爸爸是个劳改犯,在坐牢,过失杀人罪。死的是我妈。”
“……”
就连班主任都忘了说话。
“他以前是村支书,老好人一个,冷碛镇家家户户出了事他都第一个赶到。修路他参与,报酬都分给村民。人家打架他出面,最后被误伤到头破血流的也是他。镇上有人借钱开养猪场,结果那年夏天猪链球菌爆发,没一头剩下,十万块,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,就那么笑着跟人说:不用还了。我妈说他是傻子,好人二字,大抵都和傻脱不了干系。”
“他当了半辈子村支书,人人都说村官油水多,可他一个子儿也没存下。家里的电视机用了七八年,坏了无数次,我妈要买新的,他一个人捣鼓半天,非说还能用,结果转眼就给镇上的孤寡老人买了台去。镇上的孩子偷了我妈过年腌的腊肉,那是我妈准备拿去市场卖的,我爸说小孩子,不碍事,谁吃了不是吃。他俩总吵架,吵了大半辈子。”
“我初一那年,他去山上监督工人修路,有人受伤进了医院,他赶回家拿钱给人垫着。结果回家的时候,家里多了个衣衫不整的男人,打了个照面,急匆匆跑了。我妈拉着他不让他追,他急了,猛地一推,我妈从二楼摔下去,头朝地,当场死亡。”
教室里鸦雀无声,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看着她。
路知意低头,摊开手,那堆碎纸被她手心的薄汗浸染,湿乎乎的。
她笑了笑,说:“我爸是个劳改犯,有人说他杀了我妈,心狠手辣。”
抬头,她环视一圈,平静地说:“可我知道,我爱他。”
《我的父亲》,这就是她的作文。
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,大抵也是人生里的最后一次。她带着报复心理,像是《基督山伯爵》里写的那样,完成了一场自我复仇。
寂静的教室里,就连三十来岁的班主任也怔在原地。
次日,她去镇上的理发店剪了一头板寸——众人口中的“劳改犯”发型。
镜子里,理发师手持剪刀,迟迟下不了手,再三询问:“……真的要剪?”
她言简意赅,“剪。”
细碎的发丝落了一地,镜子里终于...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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