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22章 硬化官道
皇帝诏令,再加上资历深厚的宰相史浩背书支持,言官朝臣再反对也无济于事。
虽热不能更改诏令,但言官们的奏折还是如同雪片一般飞至赵昚案头,北伐大事他不能广为宣扬,自然不能解释,令他十分头疼。
为掩护杨丛义筹备北伐,无奈之下,赵昚只能让史浩发动惩治贪赃枉法的行动,给言官们找些事做,转移他们的视线。
没想到这场皇帝和宰相亲自发起的反贪腐行动,前前后后持续了两年,殃及江北绝大多数州县,下至县令,上至六部侍郎,期间不知多少官员被牵连贬官、罢免。
在这场声势浩大、绵延两年之久的反贪行动中,当年在宰相陈康伯主持,通过捐献获得官职、爵位的乡贤,多数都被罢免了官职,削掉了爵位,就连已经过世多年的陈康伯都被言官们拉了出来,逝者不究,但他在朝中为官的儿子却被贬去了蜀中偏远之地,这辈子恐怕都不会有机会再入朝堂。
除了那些捐献的乡贤外,曾在金国统治时期在金国做过官的官员,很大一部分也遭受牵连,绝大部分都被直接罢免,即使表现正常的官员也被降职贬官,只有少量政绩突出、官声不错的官员得以留任和升迁。
这场反贪行动使江北各州县出现了大量官职空缺,无官补任,汴京便向江南放出风声,有功名在身的天下人才皆可入汴京求官。
此消息一出,三两个月内便传遍江南。
江南地界,成百上千通过科考之后,身负功名,却只能在家待选的人,和没有门路升迁的低级官员,纷纷北上求官。
甚至连临安城内的太学生和江南各地书院的学子,都纷纷北上,临安已老迈腐朽,年轻的学子根本没有多少机会,既然汴京需要大量人才,必定是要开科举的,到时候他们就能像汴京第一次科举那般,力压江北学子,一步登天!
两年中,几乎每天都有官员被贬被罢免,前边的空缺职位还没选出合适的人选,又有职位空缺,请求派官。
为选官挑选人才,吏部、礼部忙的焦头烂额,连两部侍郎都换了几个,都是因为忙中出错,被言官揪住不放,不得已辞官,或是直接被罢免。
选人充官,忙碌的吏部和礼部被御史台的言官们盯得很紧,主掌国库和天下赋税的户部也被御史台盯着,刑部、工部更不用说,言官们根本不会放过,唯独极为低调、几乎没什么事做的兵部,难以引起御史台注意。
反贪两年,是御史台言官们最辉煌的两年。
这两年里,只要被他们盯上的官员,几乎就不可能逃脱贬官和罢官的下场。
提起御史台,从汴京到地方,大小官员闻之色变,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,官场关系复杂的地方官员,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谁牵扯出来。
当然这场反贪行动,除了风光无限的御史台言官们喜欢,汴京城内聚集的成百上千的学子、以及等待派官的年轻士子们也十分喜欢。通过反贪,官职不高的言官们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,而学子、士子则拥有了迅速进入仕途的机会。
这场为转移视线而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贪,直至北定八年五月,大宋与金国完全撕破脸,撕毁和议盟约,朝中言官们的视线转向边关,才渐渐结束。
在汴京反贪开始后不久,河间府与真定府、燕京的关系忽然变得紧张,为防西金、东金联合,南下夺取河间府,入侵大宋,枢密院副使杨丛义便请缨赶赴山东济南府,亲自主持前线防务。
河间府局势紧张,朝中无人不知,之前周振也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官职,是以杨丛义请命赴前线,朝中没有太多反对声音,他得以成行。
北定六年四月,二夫人孟芸娘产子两个月后,杨丛义只身离开了汴京,没有带任何家眷,当然像他这种手握重兵的人,家眷也不可能离开汴京,除非交出手中的权力。
离开汴京之后,杨丛义直接赶往济南府,而后就在此地驻扎,整军备武,大有增兵河间府,强夺燕京、真定府之势。
期间更是多次北上河间府巡视边防事务,每次都要求守将勤练边军,修整城池,以防真定府、燕京金军忽然袭击,并不止一次警告边军守将,若河间府任何州县有失,军法处置!
几次巡视之后,河间府驻军开始每日不间断的操练,每支军队都被调动起来,战备级别骤然提高。
由于河间府的宋军忽然提高了战备级别,日日练兵,真定府和燕京便坐不住了,先后开始加强整军备武,提防宋军忽然发动战争。
准备战争就需要大量财力民力,更进加强军备,本就财赋不足的真定府和燕京更加穷困,只能向当地百姓、乡绅加征赋税,强征徭役。
如此一来,真定府和燕京地区的百姓负担加重,再加上他们感觉到大战将近,便纷纷开始逃离居住了几辈子的土地,但他们能逃的地方不多,往北天气寒冷,不适合耕种,往西是高大的山脉,没有土地可耕种,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南下了。
于是真定府、燕京地区的百姓开始冒死向南逃难,他们一路从燕京外围逃到河间府,得到赈济之后,又觉得河间府不安全,便又从河间府逃至沧州,到了沧州又认为南边的滨州更安全,最终他们在各地官府救济下,一路逃到山东境内,方才逐渐稳定下来。
而从真定府南逃至大名府的百姓,并没有全部留在大名府,不少人直接渡过黄河,来到黄河南边的兴仁府境内。
北方局势持续紧张,真定府、燕京地区百姓纷纷逃离,河间府也没有好到哪里去,即使官府一再安抚,随着紧张的局势持续,多数百姓为了活命还是先后迁至济水以南的山东各州府。
这么一来,河间府便有了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,当地驻军即使屯田,也种不了那么多地,几个月后,那些良田便成了荒地。
与此同时,随着无数北方流民迁入,山东境内已经没有太多土地供他们开垦耕种,如何安排安置他们,不引起动乱,便成了问题。
好在益都府知府兼山东安抚使沈缙以前曾统管山东多年,各州府主官虽对他了解不多,但山东各州本地官吏和乡绅百姓却知道他的大名,感念他的功德。
当年山东之乱,便是在他带领下迅速平定,无数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居,三年免赋,让他们渡过难关,活了下来,并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资产,而后朝廷又继续免赋三年,前后六年,山东才渐渐富庶起来。
所以这批南下的流民,沈缙出面,稍一号召,很快都得到安置。
这些人一部分租种了田地,继续种地,一部分进了工厂作坊,还有一部分入行漕运和陆运,只要勤劳,吃饱饭没有问题。
眼见山东境内百姓大幅增多,民力充足,经过筹划,沈缙联合益都府、济南府、潍州、密州等地豪绅巨贾,修建连接密州、潍州、莱州、滨州、益都府、济南府等山东重要城市的水泥道路。
经过多年试验研究,当年他从流求带来益都府的造院人才,已经研发出更好用的水泥,筑城修路,绰绰有余。
当年济南府城池的重修加固便用了大量水泥,使工程进度大幅缩短,工期减少不少,准备反扑的金军发现济南府城墙比之前高了一丈,自知无论如何也难以攻破,便直接放弃了山东。
现今的水泥比当年那些又有进步,既然各州各府每年在修路上耗费不知多少民力财力,那为何不拓宽官道,在上面铺上水泥?
水泥坚固,如此一来,就不需要每年重修,一劳永逸。
加上密州、莱州临海,航运逐渐发达,货物转运需求大,再加上济南府临济水,而济水又连通黄河、运河、淮河,沟通长江,漕运也很发达,物资丰富,但济南府与益都府等山东其他州府没有河流相连,只有陆路官道相通,物资转运困难。
所以修筑坚固的官道对山东各州府豪绅巨贾还说十分必要,但要让他们自己修建,那是不可能的,因为修筑官道只有官府才有权力。
于是在沈缙找到他们共商修筑硬化路面之事时,他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。
但接下来,到商议各出多少钱财时,便出现了分歧。
有人建议按各自财产多少摊派,资产多的多出钱,资产少的少出钱,有人建议各修一段,还有人建议两州之间的官道有当地商贾自己组织修建,比如莱州到潍州的官道硬化,就有这两州乡绅商贾出钱修建,不管花费多少,他们自行负担,当然还有人建议,所有商贾平均分担修路的钱。
众人争执不下,出钱修路,各有想法。
最终有商贾提出另外一个办法,两州之间的官道两州自己修,修好之后,外地商贾和没有出钱修路的商贾想要运货路径这条官道,就得按路程缴纳一定数量的过路费,每年收取的过路费一部分用来维修道路,一部分按出资多少,返回出钱修路的商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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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热不能更改诏令,但言官们的奏折还是如同雪片一般飞至赵昚案头,北伐大事他不能广为宣扬,自然不能解释,令他十分头疼。
为掩护杨丛义筹备北伐,无奈之下,赵昚只能让史浩发动惩治贪赃枉法的行动,给言官们找些事做,转移他们的视线。
没想到这场皇帝和宰相亲自发起的反贪腐行动,前前后后持续了两年,殃及江北绝大多数州县,下至县令,上至六部侍郎,期间不知多少官员被牵连贬官、罢免。
在这场声势浩大、绵延两年之久的反贪行动中,当年在宰相陈康伯主持,通过捐献获得官职、爵位的乡贤,多数都被罢免了官职,削掉了爵位,就连已经过世多年的陈康伯都被言官们拉了出来,逝者不究,但他在朝中为官的儿子却被贬去了蜀中偏远之地,这辈子恐怕都不会有机会再入朝堂。
除了那些捐献的乡贤外,曾在金国统治时期在金国做过官的官员,很大一部分也遭受牵连,绝大部分都被直接罢免,即使表现正常的官员也被降职贬官,只有少量政绩突出、官声不错的官员得以留任和升迁。
这场反贪行动使江北各州县出现了大量官职空缺,无官补任,汴京便向江南放出风声,有功名在身的天下人才皆可入汴京求官。
此消息一出,三两个月内便传遍江南。
江南地界,成百上千通过科考之后,身负功名,却只能在家待选的人,和没有门路升迁的低级官员,纷纷北上求官。
甚至连临安城内的太学生和江南各地书院的学子,都纷纷北上,临安已老迈腐朽,年轻的学子根本没有多少机会,既然汴京需要大量人才,必定是要开科举的,到时候他们就能像汴京第一次科举那般,力压江北学子,一步登天!
两年中,几乎每天都有官员被贬被罢免,前边的空缺职位还没选出合适的人选,又有职位空缺,请求派官。
为选官挑选人才,吏部、礼部忙的焦头烂额,连两部侍郎都换了几个,都是因为忙中出错,被言官揪住不放,不得已辞官,或是直接被罢免。
选人充官,忙碌的吏部和礼部被御史台的言官们盯得很紧,主掌国库和天下赋税的户部也被御史台盯着,刑部、工部更不用说,言官们根本不会放过,唯独极为低调、几乎没什么事做的兵部,难以引起御史台注意。
反贪两年,是御史台言官们最辉煌的两年。
这两年里,只要被他们盯上的官员,几乎就不可能逃脱贬官和罢官的下场。
提起御史台,从汴京到地方,大小官员闻之色变,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,官场关系复杂的地方官员,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谁牵扯出来。
当然这场反贪行动,除了风光无限的御史台言官们喜欢,汴京城内聚集的成百上千的学子、以及等待派官的年轻士子们也十分喜欢。通过反贪,官职不高的言官们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,而学子、士子则拥有了迅速进入仕途的机会。
这场为转移视线而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贪,直至北定八年五月,大宋与金国完全撕破脸,撕毁和议盟约,朝中言官们的视线转向边关,才渐渐结束。
在汴京反贪开始后不久,河间府与真定府、燕京的关系忽然变得紧张,为防西金、东金联合,南下夺取河间府,入侵大宋,枢密院副使杨丛义便请缨赶赴山东济南府,亲自主持前线防务。
河间府局势紧张,朝中无人不知,之前周振也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官职,是以杨丛义请命赴前线,朝中没有太多反对声音,他得以成行。
北定六年四月,二夫人孟芸娘产子两个月后,杨丛义只身离开了汴京,没有带任何家眷,当然像他这种手握重兵的人,家眷也不可能离开汴京,除非交出手中的权力。
离开汴京之后,杨丛义直接赶往济南府,而后就在此地驻扎,整军备武,大有增兵河间府,强夺燕京、真定府之势。
期间更是多次北上河间府巡视边防事务,每次都要求守将勤练边军,修整城池,以防真定府、燕京金军忽然袭击,并不止一次警告边军守将,若河间府任何州县有失,军法处置!
几次巡视之后,河间府驻军开始每日不间断的操练,每支军队都被调动起来,战备级别骤然提高。
由于河间府的宋军忽然提高了战备级别,日日练兵,真定府和燕京便坐不住了,先后开始加强整军备武,提防宋军忽然发动战争。
准备战争就需要大量财力民力,更进加强军备,本就财赋不足的真定府和燕京更加穷困,只能向当地百姓、乡绅加征赋税,强征徭役。
如此一来,真定府和燕京地区的百姓负担加重,再加上他们感觉到大战将近,便纷纷开始逃离居住了几辈子的土地,但他们能逃的地方不多,往北天气寒冷,不适合耕种,往西是高大的山脉,没有土地可耕种,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南下了。
于是真定府、燕京地区的百姓开始冒死向南逃难,他们一路从燕京外围逃到河间府,得到赈济之后,又觉得河间府不安全,便又从河间府逃至沧州,到了沧州又认为南边的滨州更安全,最终他们在各地官府救济下,一路逃到山东境内,方才逐渐稳定下来。
而从真定府南逃至大名府的百姓,并没有全部留在大名府,不少人直接渡过黄河,来到黄河南边的兴仁府境内。
北方局势持续紧张,真定府、燕京地区百姓纷纷逃离,河间府也没有好到哪里去,即使官府一再安抚,随着紧张的局势持续,多数百姓为了活命还是先后迁至济水以南的山东各州府。
这么一来,河间府便有了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,当地驻军即使屯田,也种不了那么多地,几个月后,那些良田便成了荒地。
与此同时,随着无数北方流民迁入,山东境内已经没有太多土地供他们开垦耕种,如何安排安置他们,不引起动乱,便成了问题。
好在益都府知府兼山东安抚使沈缙以前曾统管山东多年,各州府主官虽对他了解不多,但山东各州本地官吏和乡绅百姓却知道他的大名,感念他的功德。
当年山东之乱,便是在他带领下迅速平定,无数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居,三年免赋,让他们渡过难关,活了下来,并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资产,而后朝廷又继续免赋三年,前后六年,山东才渐渐富庶起来。
所以这批南下的流民,沈缙出面,稍一号召,很快都得到安置。
这些人一部分租种了田地,继续种地,一部分进了工厂作坊,还有一部分入行漕运和陆运,只要勤劳,吃饱饭没有问题。
眼见山东境内百姓大幅增多,民力充足,经过筹划,沈缙联合益都府、济南府、潍州、密州等地豪绅巨贾,修建连接密州、潍州、莱州、滨州、益都府、济南府等山东重要城市的水泥道路。
经过多年试验研究,当年他从流求带来益都府的造院人才,已经研发出更好用的水泥,筑城修路,绰绰有余。
当年济南府城池的重修加固便用了大量水泥,使工程进度大幅缩短,工期减少不少,准备反扑的金军发现济南府城墙比之前高了一丈,自知无论如何也难以攻破,便直接放弃了山东。
现今的水泥比当年那些又有进步,既然各州各府每年在修路上耗费不知多少民力财力,那为何不拓宽官道,在上面铺上水泥?
水泥坚固,如此一来,就不需要每年重修,一劳永逸。
加上密州、莱州临海,航运逐渐发达,货物转运需求大,再加上济南府临济水,而济水又连通黄河、运河、淮河,沟通长江,漕运也很发达,物资丰富,但济南府与益都府等山东其他州府没有河流相连,只有陆路官道相通,物资转运困难。
所以修筑坚固的官道对山东各州府豪绅巨贾还说十分必要,但要让他们自己修建,那是不可能的,因为修筑官道只有官府才有权力。
于是在沈缙找到他们共商修筑硬化路面之事时,他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。
但接下来,到商议各出多少钱财时,便出现了分歧。
有人建议按各自财产多少摊派,资产多的多出钱,资产少的少出钱,有人建议各修一段,还有人建议两州之间的官道有当地商贾自己组织修建,比如莱州到潍州的官道硬化,就有这两州乡绅商贾出钱修建,不管花费多少,他们自行负担,当然还有人建议,所有商贾平均分担修路的钱。
众人争执不下,出钱修路,各有想法。
最终有商贾提出另外一个办法,两州之间的官道两州自己修,修好之后,外地商贾和没有出钱修路的商贾想要运货路径这条官道,就得按路程缴纳一定数量的过路费,每年收取的过路费一部分用来维修道路,一部分按出资多少,返回出钱修路的商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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