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0章 田亩改革之辨
大家沿梁溪河走得累了,便找了块河边的大石头,坐在上面休息。
冯桂芬望着梁溪河的流水,忍不住赞叹道:“妙!妙!妙!民军的耕者有田,以极低的价格授田给老百姓,让老百姓有田可买。又以股票的形式从地主的手中购买土地,促使地主投资工厂,投身实业。
“民军此举,农民能接受,地主也能接受,既不会造成社会动荡,又能扩展实业。人人得有其田,从此再无饥馁之苦。华夏也将有望追赶欧美列强,大兴工业,藏富民间。”
民军之前占据铜陵,推行耕者有田政策时,措施相对激烈,采取绝对平均主义,引起了一定的恶性反弹。
后来,民军占领皖南后,便开始改良政策,实行相对温和的田亩分配政策,以减小阻力。
江南又与皖南不同,这里世家大族很多,知识分子也很多。民军想要成就大业,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,男。这些世家大族往往占有大量土地,民军必须避免采取激烈的措施。
江南人一向聪明勤劳,若能引导他们从事实业,也必能在实业上有所作为,开创出一番事业。
眼见冯桂芬夸奖,陈城得意地说:“谢景亭兄夸奖。正如景亭兄所说,咱们民军搞耕者有田,既不搞巧取豪夺,也不搞绝对平均,所以能得到农民支持。
“至于那些少量的地主嘛,暂时看,他们是吃了点亏。等日后在本地建了工厂,他们都将成为工厂股东。工厂的利润千倍万倍于土地,他们也将跟着沾光,年年分红,比收田租快活多了。”
冯桂芬频频点头,说:“我自愧研究洋务多年,却始终找不到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。华夏是一个农业国家,国家财政依赖田租,地主豪强依赖田租。可华夏的土地,大多集中在地主手中。而地主多是缙绅,缙绅又有免交田租的特权。
“可以说,国家财政各项支出,诸如官员俸禄、土木工程、士卒军银等皆要靠这点田租,从这占有少量土地的大量农民身上搜刮。
“承平岁月,这田租还能支撑国家财政。若遇到灾害、兵祸,这点田租是万万不够的。朝廷便只好加饷,巧立名目。百姓不堪其扰,或者把田地卖给豪绅,请求豪绅庇护,或者落草为寇,沦为叛贼。
“前朝何以亡国,财政恶化是一大诱因。明朝的藩王子嗣太盛,遍布全国,占去全国大块土地,不仅不需要向朝廷上缴一分田租,反而还要征调农民服徭役。
“除了藩王,还有缙绅、豪强,也占有大块土地,却无需缴纳田租。明末时,流寇四起,而我大清起于东北。明朝屡次加饷,最后都摊派到那些无地、少地的农民身上。
“这些农民走投无路,要么揭竿而起,要么卖身到藩王、豪绅府中为奴。朝廷更加无饷可征,最后弊政是日甚一日,最终亡国。”
说到这里,冯桂芬忍不住发出多声感叹,不知是惋惜明朝不幸灭亡,还是哀叹农民负担太重,命运太过悲惨。
沈桂芬倒是不为所动,镇定的眼神中透着一丝阴鸷。他接过话茬,说道:
“我大清康熙皇帝汲取前朝教训,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永不加赋。自此以来,虽然人口滋盛,而赋税不增,可谓大功德、大仁政。
“而且我朝虽有藩王,却只有名号而无封土,爵位只传嫡长子一人,往下传一代,爵位减一等,避免了前朝藩王靡费田赋的弊端。
“历来军队最为耗饷,但我大清皇帝羁縻边疆有力,如蒙、藏、回、苗等少数民族皆服从朝廷,边防稳固。即便有长毛之乱,亦以厘金制度筹饷,不加一分田赋。
“景亭老兄所言,皆是前朝之弊。依老弟愚见,我朝虽有内有长毛之乱,外有洋人之忧,但皇上勤政,大臣尽心,颇有中兴气象。以愚估计,不出五年,我们便能平定长毛。到时再腾出手来抵御外侮,办理洋务,中兴有望矣!”
沈桂芬久在京城作官,虽然年仅四十,却已是内阁学士,素负清望,俨然有入阁拜相之势。他虽然对当下的时弊很清楚,却并不想在陈城面前直言时弊,好教陈城轻视。
沈桂芬这一番自欺欺人的言论颇令冯桂芬不满。沈桂芬一向喜欢在营中和他一起直言时弊,研究解决之道。当着陈城的面,他却讳疾忌医,颠倒黑白。
陈城听沈桂芬在那胡言乱语,忍不住反驳他道:
“经笙兄久任京官,深受皇上信任,却讲出这些奇谈怪论。居庙堂之上,却不知民生之艰,不知百姓之苦,不知国之忧患。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,经笙此言,与‘何不食肉糜’何异?
“陈某虽是民军军长,却也忝列魔都道台,却也了知时弊,颇思解决之道,颇愿奋发有为,革除流弊。
“先说这永不加赋。康熙皇帝所说的永不加赋,仅指人丁税,而不包括田地税。雍正年间,实行‘摊丁入亩’,人丁税已经不复存在。
“历任皇帝为了增加税收,不断开征新税种,如‘浮收’、‘火耗’、‘矿税’等。仅‘火耗’一项,税额就达到正常税额的四成。如此计算下来,我朝的税收并不比前朝低。我朝人口虽多于前朝,但远不如前朝富庶。
“本朝虽无前朝藩王之弊,却也养了数百万的八旗子弟。这些八旗子弟不事生产,不服兵役,每月不劳而获,靠朝廷的‘恩赏’过日子,全是无用的酒囊饭袋。这对朝廷来说,也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。
“这厘金制度,虽然解决了湘军等团练武装的饷源,但造成本国商品价格居高不下,商旅深受其害,老百姓也无力购买。如盐、布、油等生活必需品,价格都急剧上升,洋货趁虚而入。除此之外,国家利权也受到伤害。
“终明一朝,边患问题都未解决,边军糜饷,人虽多而不能战。虽说我朝暂时无边患问题,但流民起义不绝于缕,洋人又自海上逼来。
“说难听一点,前朝虽亡,而文化制度不亡。洋人输入鸦片,国人上自王公贵族,下自贩夫走卒,人人吸食鸦片,朝廷无力禁止。洋人船坚炮利,文化制度处处胜于华夏。
“我担心,本朝之患不在长毛,而在洋人。明虽亡而文化制度存。我朝若仍不思进取,不愿革除时弊,却沾沾自喜于平长毛之功,幻想中兴。若洋人真要亡我大清,恐怕我大清不仅无丝毫还手之力,我华夏也有亡国灭种失文化的危险!”
陈城说完,感觉十分痛快,不客气地看着沈桂芬。
那沈桂芬自觉刚才失言,被陈城驳得灰头土脸。他尴尬地苦笑一下,说道:
“军长所言极是,发人深醒,振聋发聩。沈某尸位素餐,万分惭愧。日后沈某回到京城,一定大力向皇上建言,请皇上支持洋务,以图中兴。”
冯桂芬见沈桂芬有所悔悟,感到十分高兴,说道:
“经笙老弟深受皇上信任,既食君禄,自当慨然任事,不能因为害怕得罪人而有所避讳,有所保留。我老矣,今后无所作为,只愿从此研究洋务,著书立说,为洋务、改革摇旗呐喊。
“日后,经笙老弟还要入阁拜相,愚兄只求老弟时刻惦记民生,辅佐恭亲王办理洋务,推动改革。这样,老弟不仅有望名垂青史,还将造福四方,保教保种。”
沈桂芬连称不敢当,说:“景亭兄过奖了,景亭兄老骥伏枥,毫不恋栈,沈某自愧不如。只是,沈某心里有个疑问,困扰了我多时,此刻不吐不快。
“华夏历来为农业社会,地主主导乡村,构成乡村社会。民军在江南实行耕者有田,农民是有地了,地主却将转型为工厂股东。而且,民军的文化、制度,与华夏迥然不同。
“若真的在全国实行耕者有田,地主消失,乡村社会解体,我华夏还能称之为华夏吗?景亭兄一向主张以儒教为本,以西方富强之术为用,一言以蔽之,是为‘中体西用’。
“可这民军的改革,乃是通盘彻底的改革,科学技术要改,文化制度也要改。日后改成什么样,你我能知道吗?你我能把控吗?皇上会同意吗?甚至说,以后还会有皇上吗?”
沈桂芬说完,冯桂芬惊愕不语,似有所悟。
陈城见状,连忙解释道:
“经笙兄未免危言耸听了。不过,不分田,农民必造反,不改革,国家必灭亡。北宋王荆公有言,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。
“宋神宗最终未能坚持改革,熙宁变法功败垂成。而北宋也失去了变法图强的机会,卒有靖康之耻。金人攻入汴京,徽宗、钦宗两皇帝连同诸多皇族、大臣、妃嫔都被掳往金国。
“若我们瞻前顾后,不敢改革,不敢大改。今日之华夏,则为日后之北宋。殷鉴不远,还望老兄明察!”
沈桂芬说话危言耸听,陈城也跟他危言耸听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果然,冯桂芬和沈桂芬大受触动,支持洋务、支持改革的决心更加强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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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桂芬望着梁溪河的流水,忍不住赞叹道:“妙!妙!妙!民军的耕者有田,以极低的价格授田给老百姓,让老百姓有田可买。又以股票的形式从地主的手中购买土地,促使地主投资工厂,投身实业。
“民军此举,农民能接受,地主也能接受,既不会造成社会动荡,又能扩展实业。人人得有其田,从此再无饥馁之苦。华夏也将有望追赶欧美列强,大兴工业,藏富民间。”
民军之前占据铜陵,推行耕者有田政策时,措施相对激烈,采取绝对平均主义,引起了一定的恶性反弹。
后来,民军占领皖南后,便开始改良政策,实行相对温和的田亩分配政策,以减小阻力。
江南又与皖南不同,这里世家大族很多,知识分子也很多。民军想要成就大业,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,男。这些世家大族往往占有大量土地,民军必须避免采取激烈的措施。
江南人一向聪明勤劳,若能引导他们从事实业,也必能在实业上有所作为,开创出一番事业。
眼见冯桂芬夸奖,陈城得意地说:“谢景亭兄夸奖。正如景亭兄所说,咱们民军搞耕者有田,既不搞巧取豪夺,也不搞绝对平均,所以能得到农民支持。
“至于那些少量的地主嘛,暂时看,他们是吃了点亏。等日后在本地建了工厂,他们都将成为工厂股东。工厂的利润千倍万倍于土地,他们也将跟着沾光,年年分红,比收田租快活多了。”
冯桂芬频频点头,说:“我自愧研究洋务多年,却始终找不到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。华夏是一个农业国家,国家财政依赖田租,地主豪强依赖田租。可华夏的土地,大多集中在地主手中。而地主多是缙绅,缙绅又有免交田租的特权。
“可以说,国家财政各项支出,诸如官员俸禄、土木工程、士卒军银等皆要靠这点田租,从这占有少量土地的大量农民身上搜刮。
“承平岁月,这田租还能支撑国家财政。若遇到灾害、兵祸,这点田租是万万不够的。朝廷便只好加饷,巧立名目。百姓不堪其扰,或者把田地卖给豪绅,请求豪绅庇护,或者落草为寇,沦为叛贼。
“前朝何以亡国,财政恶化是一大诱因。明朝的藩王子嗣太盛,遍布全国,占去全国大块土地,不仅不需要向朝廷上缴一分田租,反而还要征调农民服徭役。
“除了藩王,还有缙绅、豪强,也占有大块土地,却无需缴纳田租。明末时,流寇四起,而我大清起于东北。明朝屡次加饷,最后都摊派到那些无地、少地的农民身上。
“这些农民走投无路,要么揭竿而起,要么卖身到藩王、豪绅府中为奴。朝廷更加无饷可征,最后弊政是日甚一日,最终亡国。”
说到这里,冯桂芬忍不住发出多声感叹,不知是惋惜明朝不幸灭亡,还是哀叹农民负担太重,命运太过悲惨。
沈桂芬倒是不为所动,镇定的眼神中透着一丝阴鸷。他接过话茬,说道:
“我大清康熙皇帝汲取前朝教训,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永不加赋。自此以来,虽然人口滋盛,而赋税不增,可谓大功德、大仁政。
“而且我朝虽有藩王,却只有名号而无封土,爵位只传嫡长子一人,往下传一代,爵位减一等,避免了前朝藩王靡费田赋的弊端。
“历来军队最为耗饷,但我大清皇帝羁縻边疆有力,如蒙、藏、回、苗等少数民族皆服从朝廷,边防稳固。即便有长毛之乱,亦以厘金制度筹饷,不加一分田赋。
“景亭老兄所言,皆是前朝之弊。依老弟愚见,我朝虽有内有长毛之乱,外有洋人之忧,但皇上勤政,大臣尽心,颇有中兴气象。以愚估计,不出五年,我们便能平定长毛。到时再腾出手来抵御外侮,办理洋务,中兴有望矣!”
沈桂芬久在京城作官,虽然年仅四十,却已是内阁学士,素负清望,俨然有入阁拜相之势。他虽然对当下的时弊很清楚,却并不想在陈城面前直言时弊,好教陈城轻视。
沈桂芬这一番自欺欺人的言论颇令冯桂芬不满。沈桂芬一向喜欢在营中和他一起直言时弊,研究解决之道。当着陈城的面,他却讳疾忌医,颠倒黑白。
陈城听沈桂芬在那胡言乱语,忍不住反驳他道:
“经笙兄久任京官,深受皇上信任,却讲出这些奇谈怪论。居庙堂之上,却不知民生之艰,不知百姓之苦,不知国之忧患。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,经笙此言,与‘何不食肉糜’何异?
“陈某虽是民军军长,却也忝列魔都道台,却也了知时弊,颇思解决之道,颇愿奋发有为,革除流弊。
“先说这永不加赋。康熙皇帝所说的永不加赋,仅指人丁税,而不包括田地税。雍正年间,实行‘摊丁入亩’,人丁税已经不复存在。
“历任皇帝为了增加税收,不断开征新税种,如‘浮收’、‘火耗’、‘矿税’等。仅‘火耗’一项,税额就达到正常税额的四成。如此计算下来,我朝的税收并不比前朝低。我朝人口虽多于前朝,但远不如前朝富庶。
“本朝虽无前朝藩王之弊,却也养了数百万的八旗子弟。这些八旗子弟不事生产,不服兵役,每月不劳而获,靠朝廷的‘恩赏’过日子,全是无用的酒囊饭袋。这对朝廷来说,也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。
“这厘金制度,虽然解决了湘军等团练武装的饷源,但造成本国商品价格居高不下,商旅深受其害,老百姓也无力购买。如盐、布、油等生活必需品,价格都急剧上升,洋货趁虚而入。除此之外,国家利权也受到伤害。
“终明一朝,边患问题都未解决,边军糜饷,人虽多而不能战。虽说我朝暂时无边患问题,但流民起义不绝于缕,洋人又自海上逼来。
“说难听一点,前朝虽亡,而文化制度不亡。洋人输入鸦片,国人上自王公贵族,下自贩夫走卒,人人吸食鸦片,朝廷无力禁止。洋人船坚炮利,文化制度处处胜于华夏。
“我担心,本朝之患不在长毛,而在洋人。明虽亡而文化制度存。我朝若仍不思进取,不愿革除时弊,却沾沾自喜于平长毛之功,幻想中兴。若洋人真要亡我大清,恐怕我大清不仅无丝毫还手之力,我华夏也有亡国灭种失文化的危险!”
陈城说完,感觉十分痛快,不客气地看着沈桂芬。
那沈桂芬自觉刚才失言,被陈城驳得灰头土脸。他尴尬地苦笑一下,说道:
“军长所言极是,发人深醒,振聋发聩。沈某尸位素餐,万分惭愧。日后沈某回到京城,一定大力向皇上建言,请皇上支持洋务,以图中兴。”
冯桂芬见沈桂芬有所悔悟,感到十分高兴,说道:
“经笙老弟深受皇上信任,既食君禄,自当慨然任事,不能因为害怕得罪人而有所避讳,有所保留。我老矣,今后无所作为,只愿从此研究洋务,著书立说,为洋务、改革摇旗呐喊。
“日后,经笙老弟还要入阁拜相,愚兄只求老弟时刻惦记民生,辅佐恭亲王办理洋务,推动改革。这样,老弟不仅有望名垂青史,还将造福四方,保教保种。”
沈桂芬连称不敢当,说:“景亭兄过奖了,景亭兄老骥伏枥,毫不恋栈,沈某自愧不如。只是,沈某心里有个疑问,困扰了我多时,此刻不吐不快。
“华夏历来为农业社会,地主主导乡村,构成乡村社会。民军在江南实行耕者有田,农民是有地了,地主却将转型为工厂股东。而且,民军的文化、制度,与华夏迥然不同。
“若真的在全国实行耕者有田,地主消失,乡村社会解体,我华夏还能称之为华夏吗?景亭兄一向主张以儒教为本,以西方富强之术为用,一言以蔽之,是为‘中体西用’。
“可这民军的改革,乃是通盘彻底的改革,科学技术要改,文化制度也要改。日后改成什么样,你我能知道吗?你我能把控吗?皇上会同意吗?甚至说,以后还会有皇上吗?”
沈桂芬说完,冯桂芬惊愕不语,似有所悟。
陈城见状,连忙解释道:
“经笙兄未免危言耸听了。不过,不分田,农民必造反,不改革,国家必灭亡。北宋王荆公有言,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。
“宋神宗最终未能坚持改革,熙宁变法功败垂成。而北宋也失去了变法图强的机会,卒有靖康之耻。金人攻入汴京,徽宗、钦宗两皇帝连同诸多皇族、大臣、妃嫔都被掳往金国。
“若我们瞻前顾后,不敢改革,不敢大改。今日之华夏,则为日后之北宋。殷鉴不远,还望老兄明察!”
沈桂芬说话危言耸听,陈城也跟他危言耸听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果然,冯桂芬和沈桂芬大受触动,支持洋务、支持改革的决心更加强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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